龙游商帮的余辉

龙游县保存的民居古建的数量和档次仍居全省之首，一千两百余栋明、清古建筑就是龙游商帮物质遗存的最好见证。

然，许多人不禁要问，为何龙游城区这个时期的历史遗存反而更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龙游历史。明中晚期，“龙游城内居民殷富,小东门一隅尤繁盛。”至清初，因朝代更迭及耿精忠之乱后，龙游是“比年以来，生齿凋耗，积贮鲜少，民无担石之储，士有襟肘之叹，忧愁噍杀，困顿元聊。”这只是其一。

最为惨烈的是咸同之乱。清军与太平军为争夺龙游城，攻守转换数轮，拉锯战时间跨度从咸丰八年三月十六日始至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左宗棠克复县城止。

据余绍宋《宝胡堂笔记》载：“吾县发匪前，城中屋舍栉比，北门至驿前五里，有长街，亦颇繁盛，桥下亦有烟户三千余家。比匪退，悉成焦土。”余先生不由感叹:“比匪退，至今休养生息六十余年，城中大西门、小西门、后高山一带，犹荒烟蔓草也，北门至驿前，则皆禾黍矣；桥下人家恢复者犹有及三百户。真浩劫也。”所以，城内现存古建筑，亦多为咸同之乱后所建。

晚清民国时期，龙游城区也貌似商铺林立，尤其大街（今太平东路）及濠沿街（今大众路）两侧，主要商铺有天香楼、王泰兴（京货）、张同和布店、包益丰布店、同裕布店、傅万盛瓷器、叶佛生（濠沿街西）、信丰泰、泰昌布店、义泰兴布店、三友（南货）、程泰（南货）、三缘斋（对联）、姜益大（前京货后布店）、陈永泰（纸、杂货）、王同顺（纸）、同茂和（纸张）、同顺福（烟）、信泰（机制袜）、龙宫饭店（朱泰生）、广和、滋福堂和天翔百货等。相对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姜益大的故事，依然延续的品牌是滋福堂与广和。

但这个阶段的龙游商业，只能说是小打小闹，既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商号，也没有知名的拳头品牌，龙游商帮已是落日余辉，“遍地龙游”之谚渐成绝唱。到民国时期，连龙游本地商业也几乎全落入外地商人手中。

在城区，外地商人设立的会馆公所有十余处,其中徽州、宁绍、江西、处州等会馆规模较大。江西会馆系南昌、临江、广信、饶州四府人土建，地址在文化东路原北门小学，俗名万寿宫，有正厅、边屋。广丰会馆为江西广丰人建,即原来的鹰武殿,地址在太平西路原县幼儿园。

徽州会馆亦称新安会馆，建于1922年左右，地址大众路原龙游剧院,较江西会馆堂皇。附建有“阴司会馆”,可停放棺木300余具,地址大北门外。每棺收米40斤，棺木运走后如数归还。若无力迁走,就用作埋葬费。福建公所在原龙游镇招待所。

宁绍会馆建于上世纪20年代,地址在文化路老人民医院,内有庭院。处州会馆地址在今凯马国际学校内，为处州木商所建，也称木商公所。金华会馆,原金华府八县人士所建,供奉胡公大帝,地址在原龙游粮管所食品厂。江山公所在原桥下粮站。

南北两乡也在城内设立公所，南乡公所设在祝家巷口,北乡公所设在柴大巷内。而龙游会馆在泮池东侧。

这个阶段本土商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驿前的张芬，是龙游首富，人称张老颂。张芬以经营小本木头生意起家，发展为张鼎盛木行。生意盛兴时，他聘请正副经理各1人，职工有30余人。他还开设“张豫盛过塘行”，驿前辟有专门的“背板埠头”，有水面200余亩供停放木筏，有专业装卸组织“金板会”、运输组织“永清会”，拥有土地2000余亩，驿前码头店面数十间，好似当时上海滩的大佬。

张芬利用码头资源优势，不仅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并且乐善好施，关注教育民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龙游县设劝学所，张芬从1910年起任总董，掌管全县教育事宜。1921年，平政桥因飓风被毁，张芬“乃集诸伸会商于庭，谋所以修复而扩张之”，修复平政桥，便捷南北两岸货物人员通行。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茶圩村的汪益乐。清咸丰元年(1851)，因江北所产茶叶在盐仓镇集散,遂改称茶圩。茶圩镇因地临衢江，渐成县内一大商业集镇。北乡各区所产稻米、柏子蜡等均由此运兰溪，棉布、百货等行业也以此为口岸,店面增多，市面繁荣。咸同兵燹时沦为战场，1926年又被孙传芳部队洗劫。但茶圩商业集镇仍屡废屡兴。1930年前后, 茶圩村有居民230户,1200余人,设米行、木行、盐店、坊、染坊、酱酒坊、绸布店、南北货店、药店、烟店、酒店、豆腐店等，其中大米贸易出口最盛。

汪益乐本是合润米行的一名小伙计，但刻苦好学，经商有道。民国初年他以三四千元资金在茶圩开设汪怡泰米行，收购大米销往萧山临浦一带。1926年孙传芳部南下，人心慌乱，粮价低落，汪益乐向银楼贷款收购大米。待时局平定后销出，一举获利数万。,他分别以每百斤2.5元、3.5元、9元、10元购入稻谷、大米、桕油、青油,,次年二三月间价格分别上涨至4元、6元、14.5元、18元，再获利数万元。至1940年汪益乐拥有流动资金20万，成为闻名金、衢、严三府大粮商和龙游县商会主席。汪益乐后来主营油蜡生意,,紧急疏散桕油300担，，后继遭洪水冲荡，自此一蹶不振。

纵观龙游商帮衰落，究其原因，大多研究者归结于文化。他们的观点是：文化既是龙游商帮崛起之利，也是龙游商帮衰落之弊。他们认为，地处南宗儒学中心的浙西地区，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在这样具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龙游商人中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落叶归根，返回到农为本的老路上来。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经营；或如龙游叶氏家族将经商所得巨资悉数投入叶氏建筑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资产业扩大再生产。

的确，龙游商帮的衰落与文化因素一定有联系，但未必是主因。商业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但失败只需任何一项。实际上，若归结原因，我认为，因战乱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才是主因。

龙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明清朝代更替、耿精忠之乱和咸同之乱三次大灾难，资源殆尽、家园被毁、生灵涂炭。战乱破坏原有稳定的官商关系，消灭了官场资本，毁掉了资源供给，最可怕的是连那些懂经济、善经营的人才也杀得差不多了，且县内人口又急剧下降，所有商业经营所需的要素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短时间内凭什么东山再起？

且晚清后，外强入侵，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一些变化，上海、宁波等地沿海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也是内陆县城所不能完全适应的，不仅龙游商帮，晋商、徽商等也逐渐衰落。

无可奈何花落去，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润发也被阿里巴巴收购了，我们不必为龙游商帮的没落扼腕叹息，在朝代更替和制度频繁变更中，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幸免。龙游商帮的生命周期虽然短暂，但龙游商帮的文化流传却是久远的，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而今，新龙商异军突起，在外投资活跃，传承演绎了众多传奇。龙游总商会拥有会员单位近四千家，十万龙游商帮传人活跃在全国各地，并在各自领域创下不俗业绩，涉及金融、地产、商贸、制造、教育、电子信息、医疗、互联网等十多个行业，涌现出张林松、柯国宏、谢力等一批新龙商代表。他们承袭了历史上龙游商帮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创造着新的辉煌，在他们身上仍可找到当年龙游商人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