翥云文化——明李流芳《松邻印谱跋》索隐

（一）

        曩岁，笔者在完成明李流芳《檀园集》的点校工作后，意犹未尽，遂着手搜辑散佚于其他著作中的李氏诗文，以尽可能地完善其作品体系。某日，于清《江东志》卷七《艺文志》中拣得《印谱跋》一文，细加研读，发现这竟是一篇李流芳跋于嘉定竹刻艺术开山祖朱鹤（号松邻）印谱后的文字。对于了解朱鹤的篆刻艺术、李流芳的印学思想以及考订某些嘉定地方史史料，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兹誊抄于此，以飨同好：

        汉人官私印章，自大小篆而外，有摹印一种，谓之缪篆。其法既不传，而后之人师其意而不能创为其文，则其法遂穷。故至于宋元而印章之文一变，亦不得不变也。今之人皆能摹汉而陋宋元，似则似矣，顾不究六书之蕴，而以意出入其间。其所为缪篆，吾恶从信之哉？

         吾少好古文奇字，则闻正嘉间有松邻朱翁以此擅名吾邑。然翁性高洁，不妄为人作，邑中好事家罕有传之者。属其曾孙元伯与予同年交好，得请其家藏印谱而观之，因以知翁之深于此道。盖其文自大小篆至于飞白、鱼虫之迹无所不备，其配字之精、用刀之巧，穷工造微，本秦汉之法度而奄有宋元之变通，近世工者皆不及也。余尝闻故者称吾邑高隐必首翁父子，意其寄托甚远，所谓不求工而工者，顾失焉者乎？

        怀想慨然，为题而归之。

       万历辛亥（1611）冬月。

（二）

         辑出此文后，笔者想到，嘉定旧志中以光绪《嘉定县志》收录历代乡贤著作最为完备，遂进行检索，看是否有该印谱的相关条目。果不其然，该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之《艺术类》中赫然载有：“《松邻印谱》四卷。朱缨著。李流芳曰：是谱自大小篆及飞白、虫鱼无不备。配字之精，用刀之巧，穷工造微。”显而易见，李流芳所跋印谱的原名为《松邻印谱》，《江东志》将李流芳跋文定名为《印谱跋》实为有失准确，将其更名为《松邻印谱跋》似更为合理。再者，《光绪嘉定县志》将《松邻印谱》归到朱鹤之子朱缨名下，无疑是当年修志者留下的疏误。这是因为：第一，古人讲究为为亲者讳，朱缨的印谱绝不可能以父亲的名号来命名。第二，该条目的撰写者，既然引用了李流芳对印谱的评价，不可能不了解治印者是谁。他有可能是将“松邻朱翁”错认为是朱缨，也有可能是明知是朱鹤而误写为朱缨。总之，编者不慎，校者不审，以致遗误至今。

        对于此跋，《光绪嘉定县志》仅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江东志》则全文摘抄，其缘由何在？这是因为，江东是旧嘉定县清浦镇的别称，因在吴淞江以东而得名，地属今上海浦东区高桥镇。朱鹤、朱缨父子本居江东镇，后因避倭祸才迁入嘉定城。《江东志》所记载的仅为江滨一隅的历史，材料相对寡少，而朱鹤恰是本镇前贤，故有逐字收录《松邻印谱跋》的必要性。

        历代嘉定志乘在论及朱鹤时，除盛赞其高超而卓越的竹刻艺术外，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其于治印一道，亦造诣渊深。如，《康熙嘉定县志》卷十七《方技》云：“（朱）鹤少从曹宪副时中受六书之要，刻画精工，独合缪篆法。唐李阳冰论神奇工巧四法，鹤兼擅其长。”《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隐逸》亦曰：“（朱鹤）工图绘，精摹印，少从松江曹时中学六书，得缪篆不传之秘。”以上资料，所能明确告诉我们的，仅为其印学师承，至于对其篆刻水准的描述，则流于笼统与空洞，又因未见其印作存世，更令今人无从对朱鹤的治印艺术有进一步的认识，而李流芳《松邻印谱跋》对朱鹤印作所善用的字体、印文的布局、用刀的技艺、整体的风貌有全面而准确的概括，虽然仍谈不上具体而微，但毕竟向我们传达了有关朱鹤治印艺术的若干重要信息，弥足珍贵。

        李流芳除书画风流、诗文隽逸外，亦是晚明印坛的一员健将。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卷四“李流芳”条云：“万历间，雪渔何震以印章著称。长蘅（李流芳字）戏为之，遂与方驾。真敏而多能者也！”姜氏称李流芳印作足以比肩何震，绝非虚誉，但认为这仅仅源于其资质聪敏，则失之偏颇。其实，李氏对治印一道亦下过苦功，其《题〈汪杲叔（关）印谱〉》曰：“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归昌世）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他治印、赏印，并与汪关、朱修能等执当世印坛之牛耳者过从甚密，必然对印学有独到的心得和深刻的见解。然而，其《檀园集》中不乏论诗、论画、论书之作，尤其是前二者，可谓是俯拾皆是，唯独没有任何一篇诗文谈及印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先生辑有《历代印学论文选》一书，除前已谈及的《题〈汪杲叔印谱〉》外，还收录了李氏的《题〈宝印斋印式〉》一文，为深入了解李氏的印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松邻印谱〉跋》不但具有同样的作用，而且可以直接从中窥知朱鹤的篆刻艺术素养，由地方史研究的视角考察，它更值得关注和珍视。

（三）

       清金元钰《竹人录》附录中载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传》一文，内有句云：“（朱鹤）子小松（朱缨）亦善刻竹，与李长蘅（流芳）、程松圆（嘉燧）诸先生游。”这则记述朱缨与李流芳相交游的资料，被不少作者当作信史来征引。若结合相关史料加以考证，该资料实不足采信。

         由《朱隐君（缨）墓志铭》得知，朱缨生于1520年，卒于1587年；而《李长蘅（流芳）墓志铭》也可清楚地告诉读者，李氏诞于1575年，殁于1629年。二墓志分别出自朱缨挚友徐学谟与李流芳知己钱谦益之手，真实性毋庸置疑。由此可以推知，朱缨辞世之时，李流芳仅十二岁，尚为一童。年岁如此悬殊，朱缨主动与李流芳交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李流芳《〈松邻印谱〉跋》中“余尝闻故者称吾邑高隐必首翁父子”一语，已明确告诉读者，他对朱缨的认识最早来自邑中故老的传述，并非实际交往所得。

        其实，此跋已明确告诉我们：真正与李流芳交好的是朱贞一。贞一，字元伯，朱鹤曾孙、朱缨孙、朱稚美长子，年龄与李流芳相仿，且同为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1606）举人，先任江苏宿迁教谕，后擢为国子监学录，未及赴任，即遘疾而逝。李流芳痛失良朋，不胜伤感，撰《祭朱元伯文》（《檀园集》卷十）而悼之。中有数语，哀婉凄清，可证二人交谊绝非泛泛。录之如下：

        吾所不能释然者：与元伯生同时、居同里、荐同籍，而生平识面，始于丙午，过从谑浪，多在长安，其余州里之会，经岁不继，远宦以来，书问寥阔，又尝期过郊居，数年不遂，竟不得以杯酒流连、信宿谈笑。吾所欲进之于元伯者，尚怀而未吐也，而元伯已逝矣。